第二十六章 春分 (7 / 13)

        “孟部长刚才提到，‘很多国家私下做了不少人体实验’。他说得没错——那些实验确实存在，数据也确实在积累。但那些数据被积累的方式——我需要提醒在座各位——并不总是符合知情同意的基本原则。有些实验是在灰色地带甚至黑市环境中完成的。那些数据的质量无法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不足，长期跟踪的完整性与效用分析可能存在系统性误估。孟部长的想法我能理解，但如果那些数据的可信度不足，样本显著有差异，而且来源都说不清楚，我们如何能信任那些数据？”

        他合上文件，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撑在桌沿上。会议室里的灯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的左手微微抬起，指尖在空气中轻点了一下。

        “孟部长刚才说我是保守主义——没关系，我认。我的保守不在于年龄，在于我看到过足够多的技术从‘突破性’变成‘灾难性’的过程，长到我不再相信任何一项技术可以在没有长期安全数据的情况下被证明是安全的。

        我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作为总理，是作为一个比在座大多数人都年长的人。我当然希望我国在神经技术领域领先全球。但如果是用一代青少年的长期健康来换取这个领先——那我宁可我国落后半步。”

        他靠在椅背上，用拇指和食指慢慢揉着鼻梁，然后重新戴上眼镜。“另外我还想说一件事。在神经技术领域，我国在几个关键节点上都落后了半步。新一代接口的芯片制造工艺，我们的实验室能做出样品，但大规模量产的一致性与良率至今没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生物相容性更好的复合材料，我们也在研发，但进展比预期慢。这些问题不是教育部一个赋分制能解决的，也不是卫健委多出几份排异评估指南就能解决的——它们需要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集中资源攻关。如果我们连基础材料都搞不定，连先进芯片的量产一致性都追不上，那让少年班的孩子去承担追赶的主要压力，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林知行摘下眼镜放在文件上。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只有空调出风口持续发出极细微的嘶嘶声。

        “所以我的建议是：与其把追赶的压力转嫁给青少年，不如把更多资源集中投入到基础研究和关键零部件攻关上。这些研究周期长、风险大，但它们不用任何一个未成年人躺在手术台上。我国不缺追赶的意志，但追赶的代价不应该由那些还没有学会保护自己的孩子们来承担。”

        他话锋一转，目光越过长桌，落在孟正则身上。“——孟部长，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要数据，就该去问科技部和工信部自己的实验室为什么拿不出足够有说服力的长期安全性评估。芯片搞不出、买不到，那是我们的主要责任，不是孩子们的。”

        孟正则放在桌沿上的手抖了一下，他抬起眼直视林知行。“总理，您是说我推卸责任。我没有推。国产芯片良率这两年是有波动，生物复合材料的攻关进度我也承认慢了——但为什么慢？不是科研人员不努力，是法案禁令一层又一层，实验数据严重不足。没有数据，难道能凭空变出来？没有数据，你去跟实验室说‘你们自己想办法’，他们也变不出来。国外能快速迭代——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聪明，是因为他们能获取更充分的人体实验数据。在不少领先国家，侵入式接口的非公开人体实验少说已积累数十万例。数据就是这样来的。您不能一边卡住我们的数据获取渠道，一边要求实验室在真空中拿出成果。这不是保守主义，这是逻辑上的不自洽。”

        林知行搁在桌面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数十万例，”他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声音不高，但咬字极重，“——你说的是那种靠私下找‘志愿者’签一张纸就推进手术台的实验。这恰恰是我的底线。如果追赶的代价是我国要像他们一样在灰色地带做那些未经严格伦理审查的人体实验——那我只能说，我们和他们之间差的那一步，宁可暂时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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