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行动 (5 / 11)

        赵豫章把两份文件并排放好。秦铭的立法预研和外交简报里的国际争议，在“神经数据跨境流动”这个点上碰在一起——国内立法如果过于严格，可能引发贸易争端；如果过于宽松，可能在未来的国际标准制定中丧失保护公民神经隐私的主动权。两边的压力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需要一个既能保护公民神经数据、又不至于被国际竞争对手用来攻击贸易壁垒的中间方案。

        他拿起电话，拨了秦铭的号码。铃响了两声就接了。“秦**，”他说，“你的立法预研初稿我看了。数据和隐私的部分，写得很扎实。有一个问题——‘神经数据’的定义，你打算怎么和国际标准衔接？”

        秦铭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目前还没有国际标准。欧盟在推GPR式的框架，米国反对，日和韩在观望。我们如果先出定义，就有了制定国际标准的先手。”

        “但如果你定义得太宽——比如把所有神经信号都划成敏感个人信息——那以后国内企业要跨国共享脱敏数据做安全迭代，可能会被国际竞争对手说成‘数据保护主义’。”

        “所以定义要窄，保护要严。窄在范围，严在执行。”秦铭顿了顿，“我在下一版草案里会把‘神经数据’分成几个层级——结构性数据、功能性数据、意图性数据。每一层的保护等级不同。这样既能保护核心隐私，又能给国际技术合作留出空间。”

        “可以。另外，布鲁塞尔那边的争议越来越大了。米国在推‘数据自由流动’，欧盟在推‘充分性认定’，我们还没有公开表态。你上次在会上说的‘法律灰色地带就是高速公路’，现在国际上也一样——谁先表态，谁就能把高速公路的收费站设在自己这边。最近这份简报里有驻欧盟使团的分析，其中提到了表态窗口的问题。我让办公厅把简报全文转给你作参考。”

        秦铭沉默了一会儿。“我明白。立法预研的时间表需要提前。下一版草案里，我会专门列一章‘神经数据跨境传输’，和外交部的国际条约团队一起做。”

        “尽快。”赵豫章挂了电话，在那份外交简报上批了一行字——“转秦铭参阅。立法预研中涉及神经数据跨境传输的条款，需与外交部国际条约团队协商衔接。”

        几天后的傍晚，韩世清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给卫健委和各省教厅的季度评估数据上报通知草稿。通知的正文措辞很克制，但附件里那张详细数据采集表格列了十八项指标——从登记人数、退回率、补材料周期，到排异评估报告的医学标准一致性、赋分制出台前后青少年植入手术量的变化趋势、各省市执行口径差异的具体表现。他在起草程中反复修改措辞，在若干项指标后面逐一加括号注明“数据口径需统一”——不同省市对同一项指标的定义此前就存在差异。手术量变化趋势是关键，但也是数据质量最薄弱的环节。

        他写到最后一条技术附注时，电话响了。秦铭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语速比平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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