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9章 在座的诸君，本该是挺直脊梁谈文学 (5 / 16)

        这话一出，台下的反应几乎是一边倒的认同。

        德语系的董问樵先生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西方技法=桥梁”。

        魔都作协的罗洛凑到王元华耳边：“他说得有道理，咱们之前译里尔克，不也是靠西方的‘象征手法’才让读者接受？”

        连中文系的年轻教师都小声议论：“或许真该试试，总不能一直写‘现实主义’，显得太传统。”

        找了关系来听课的严葛玲悄然在心里种下了向往西方世界的种子。

        别觉得意外。

        这个时候的文学界或者说文化界就是这么软弱。

        进入80年代，一大批像卢心华、陈冲、严葛玲这样的有学历、有见识的文化界青年骨干都加入了“漂亮籍”。

        1979年的中国文学界，正处在“复苏后的迷茫期”。

        长期封闭后，面对西方现代派的冲击，多数人默认“西方=先锋”“传统=保守”，格拉斯的观点恰好戳中了这种“急于接轨”的焦虑。

        “进步人士”都觉得，只有学会西方的“语法”，中国文学才能走出国门，被世界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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