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二十章 狗男女北平落网，老谋子戛纳称雄 (13 / 17)

        这位法国的艺术片、政治片导演和已经去世的伯格曼一样，並不为大眾所知晓，但至少国人还是应该了解一下他，因为这老头是坚定的无產阶级老战士，放到上世纪30年代，他就是会背著行囊翻越庇里牛斯山脉、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与弗朗哥的法西斯军队作战的那类人。

        戈达尔一生最崇拜的人都和国人类似，先是马，后是伟人，他终自己的一生都在做一件事：以电影为武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態进行不懈批判。

        譬如几个標誌性的口號：

        问题不在於拍政治电影，而在於如何政治化地拍电影。

        电影究竟是谁的语言？它为谁服务？我们又能否创造出一种真正属於人民、而非资本的电影？听听！多么熟悉！

        他甚至从电影產业的生產关係出发，认为好莱坞式的製片厂制度是资本主义生產关係的缩影，在《快乐的知识》等作品中，他开始分析电影经济，將电影视为一种经济、感知和政治的结构。

        其中生產者与消费者的关係决定了电影经验的形態，於是成立了声影製作社，倡导手工业式、小规模、低成本的製作与发行，试图在体制外建立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电影生產模式。

        从1980年至今他的晚年，戈达尔还是像个老战士一样疯狂输出，他写了巨著《电影史》及后来的《电影社会主义》、《影像之书》等等，通过复杂的蒙太奇，將电影史、艺术史、战爭史、殖民史並置，揭示资本主义如何创造了一个精神空虚、视觉噪音充斥的世界。

        一念至此，刘伊妃也就懂了老公为什么让自己或者《寄生虫》剧组去找戈达尔「递刀子」了，因为这部电影精准地回应了他一生追问的核心命题：

        电影为谁发声，又揭露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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