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春分 (9 / 13)

        他说完之后靠在椅背上，把面前的笔记本合上，没有再看任何人。他知道自己这番话的分量——作为中枢决议会第一副议长，他很少在公开场合如此完整地阐述立场，今天他把话说得很清楚，但每一句话都在刻意留下弹性。他没有把门关上，没有把自己的立场定性为不可更改的决定，他只是把所有事实摊开——竞争压力、监管困境、人才流动、赋分制的局限——然后把选择权交回给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他从不在中枢决议会需要做决定时第一个亮出底牌，但他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把那张底牌压在桌上，让别人去翻。

        孟正则在周济桓坐下之后站了起来。他知道周济桓刚才的话已经给他留了一个台阶，他只需要顺着那个台阶往下走就行。但他不打算顺着走。

        “工信部一直在跟踪全球神经技术竞争态势。我现在手上有最新的情报数据，可以负责任地说——相当数量的国家已经建立了某种形式的侵入式接口人体实验数据积累体系。他们不公开宣扬，但在技术白皮书里藏了一句话——‘基于自愿受试者的初步研究’。什么叫‘自愿受试者’？我告诉各位，这其中包括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济体——他们不说，但心里清楚。他们口头上谈伦理、谈人权，私下里在特殊通道里不断积累实验数据。我国目前受制于法案禁令，连类似级别的实验都开展不了。”

        他把手里的简报翻到某一页，用手指着其中一段文字，抬高了一些音量。“没有数据，怎么证明安全？又怎么证明不安全？总不能永远用一个‘无法排除干扰’来回答所有问题。所以我的建议——如果中枢不愿意让国内企业自己去冒险，至少要让技术情报部门想办法去获取这些数据。否则我们就是在用没有数据的保守，去对抗已有数据支撑的加速。”

        他坐下之后，坐在后排的方涵从列席区缓缓站了起来。她的动作很轻，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整个会议室的注意力都转向了她。她没有准备讲稿，手里只是攥着一支没有笔帽的钢笔。她的手指在笔杆上反复摩挲了一会儿，像是在掂量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的重量。

        “孟部长，刚才您说——‘让技术情报部门想办法’。”她顿了顿，“‘想办法’是一个很灵活的词。它可以指购买商业数据，可以指情报交换，可以指学术交流。但鉴于您上下文里提到的都是‘没有数据难道变出来’和‘他们私下做了实验’——我冒昧地追问一句：您说的‘想办法’——是指用情报手段去获取那些建立在活人身体上的、没有知情同意的数据吗？”

        会议室里静到了极点。孟正则端茶杯的手僵在原处，杯盖轻轻磕在杯沿上，发出一声极脆的响。他没有立刻回答，方涵也没有等他的回答。

        “我国在生物医学领域建立伦理审查制度用了多年时间。从纽伦堡法典到赫尔辛基宣言，从知情同意原则到伦理委员会的独立审查——每一道防线都是用血换来的。那些在灰色地带实验里被当成‘自愿受试者’的人——他们没有选择权，不知道自己在冒什么风险，也得不到后续的医疗跟踪。如果您说的‘想办法’是用情报手段去获取这些数据，然后用来论证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上手术台——”她停了一下，抬眼看向孟正则，“那恕我无法认同。如果这就是‘不保守’的代价，那我们宁肯继续‘保守’下去。”

        孟正则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需要数据。”

        方涵没有再看他。她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坐下来。但她攥着笔的手指还在轻微地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

  The content is not finished, continue reading on the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