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春分 (10 / 13)

        赵豫章在方涵说完之后没有立刻接话。会议室里的空气像一根被绷到了临界点的弹簧，没有人敢再往上加一丁点重量。他低头看了几秒面前的笔记本，然后抬起头，环视长桌。

        “今天的讨论，从数据、产业、教育、伦理等不同维度，都做了比较充分的陈述。不同意见的碰撞本身就是联合会议的职责所在。”他的开场白很平，语气没有偏向任何一方，但每一个字都落得很稳。

        “有几件事我想先澄清一下。首先，赋分制自实施以来，在国际上确实引起了一些讨论。有的报道称其为‘技术保守主义’，有的称其为‘全球最严格的青少年神经技术监管措施’。这些是国际媒体的评价，不是合众国政府的自我定位。我们今天不讨论‘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赋分制在事实层面是否起到了保护青少年的作用，以及这个作用是否与保持竞争力的目标可以兼容。”

        “第二，孟部长提到的‘国际实验数据积累’的问题。我不否认这方面的情报，也理解工信部在推动产业发展的立场。但获取数据的方式必须符合现行法律。数据可以积累，实验可以开展，但这些行为必须在伦理委员会审查和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这是在生物医学领域的一贯原则，不会因为竞争压力的增大而改变。方涵同志的追问，我认为提得很好——‘想办法’这个词的分量，我们每一位都需要掂量清楚。”

        他翻到笔记本的另一页，手指压在上面，抬起头时目光变得更沉了一些。

        “今天这场辩论，表面上是关于赋分制要不要放宽、少年班要不要开一条缝。但往深里说，它触动了一个比技术政策更根本的问题：我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他从面前的文件中抽出几页泛黄的笔记，纸张边缘卷曲，字迹有些褪色，但显然被他反复翻阅过，折痕处用透明胶带小心地贴过——那是他私下整理的儒家经典笔记，不是会务组准备的会议文件，是他这些天为这场辩论自己翻出来温习的旧笔记。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段话在文明传统中存在了很久。我引用它，不是要拿传统来压技术——技术的发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道理我懂。但我要说的是：这段话代表的，是另一种对人的理解。在这种理解里，身体不只是可以随意替换的零件，它是伦理的起点，是人格的容器，是人理解自己的第一道边界。”

        他把泛黄笔记放下，双手平放在桌面上。“今天在座的人都在这两种理解之间找平衡。孟部长不是在否定伦理，他只是在说——伦理的边界能不能根据竞争的需要做一些调整。总理不是在否定技术，他只是说——调整边界之前，我们必须先确认调整的代价由谁来承担。这些分歧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在追赶的过程中，是否还愿意保留一些不能用效率来衡量的东西。”

        他沉默了片刻，长桌两侧的人几乎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然后他抬起头，目光越过所有人，落在对面那面空白墙壁上，像是在看一件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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