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不干预 (16 / 23)

        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我国在医疗技术监管领域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任何一项医疗新技术的推广，如果在早期阶段缺乏严格的独立审查，后续要付出的代价往往不是在同一个技术代差内能补救的。这不是伦理问题。这是技术风险评估的基本法则——当试验对象的长期安全性尚未被充分证实之前，试验对象的人数越多，潜在的系统性风险越大。”

        他戴上眼镜，声音放缓。

        “我补充这些，不是在反对不干预策略，是在提醒——当我们在宏观竞争战略的层面讨论‘不干预’的时候，不能被‘让市场自己完成安全验证’这种理论上存在但现实中尚不具备操作条件的路径所迷惑。在目前青少年侵入式接口的技术标准和监管框架都远远不成熟的前提下，‘市场’不会自己完成安全验证。它只会让更多人，在不明晰后果的前提下，成为安全验证的样本。”

        秦铭在宋怀之说完之后，没有立刻接话。他把面前那份法务工作委员会的内部法律评估文件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像是重新确认自己在文档边缘写下的每一个字。

        “宋院长的技术评估，我从法律角度做一个补充。”他翻开文件到某一页，“目前，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明确定义‘青少年神经数据’的性质。它是个人信息吗？是。它是敏感个人信息吗？——目前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明确列出。它是医疗数据吗？如果手术是在正规医院做的，是；如果在私立机构或灰色地带做的，不一定。它是教育数据吗？如果芯片的功能涉及考试辅助，它产生的神经信号——比如记忆检索日志、注意力持续时长、推理路径——这些数据在赋分制登记过程中有可能被采集，但它们目前没有被立法保护。”

        他合上文件。

        “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在竞争压力下就是高速公路。每一家科技公司都可以在上面跑，不需要担心超速罚单——因为还没有人画出限速线。赋分制画了一条考试准入的线，但它没有画一条数据保护的线。这两条线不应该由同一项政策来承担。考试准入是教育公平问题。数据保护是公民权利问题。前者是暂时的，后者是永久的。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在立法层面定义‘青少年神经数据’的法律地位，那么不管赋分制执行得多严格，孩子们脑子里的数据——他们怎么想、怎么记、怎么推理——迟早会变成下一个没有被监管的市场。”

        他看着周济桓。

        “米国没有监管。但我们应把米国的问题当作前车之鉴，避免重蹈覆辙。如果我们选择完全不干预，那米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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