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3章 投降签字仪式（2） (4 / 5)

        而台北当局迫于冷战压力，在1952年签订的《中日和约》中放弃了国家赔偿要求，只保留了民间索赔的权利。

        这个“中日和约”在国际法上的效力一直存在争议，对于当时的台北当局而言，维系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争取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远比从岛国索要赔偿更为紧迫。

        到了1972年，中日两国开始谈判邦交正常化。这时，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双方面前——战争赔偿问题。

        当时的华国，仍然处于相对孤立的外交环境中。虽然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大多数西方国家尚未与新中国建交。

        与岛国这个重要的邻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对于打破外交孤立、改善国际环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其次，中苏关系已经彻底破裂，珍宝岛冲突的硝烟尚未散尽，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华国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威胁。

        在这个背景下，争取岛国成为“非敌对”的国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牵制苏联，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并且，当时新中国当时仍然“积贫积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迫在眉睫。

        周总理在内部讨论中对此有过深刻的阐述：“我们是不是要向日本索赔？从感情上讲，每一个中国人都想索赔。日本侵略中国十四年，杀死我们几千万同胞，烧掉我们多少房子，抢走我们多少东西？这笔账，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

        “但是，外交不能只讲感情，更要讲现实。如果坚持索赔，中日邦交正常化就实现不了。我们现在需要什么？需要打破外交孤立，需要引进技术设备，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在这个大局面前，赔偿问题只能放在次要位置。”

        “再说，日方一直拿他们与台北当局签订的所谓《中日和约》来说事，说他们已经与‘中国’解决了赔偿问题。虽然我们不承认那个条约的合法性，但如果我们在赔偿问题上毫不退让，谈判就会陷入死胡同。与其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不如先实现邦交正常化，把关系建立起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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