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一十七章 识破马、宋奸情，小刘兵兵联手欲锄奸 (3 / 23)

        「主要还是那部女同片《阿黛尔》太政治正确了，又是在法国本土，恐怕在评审会成员里拥趸不少。」「政治正确这个因素，并不是唯一性的，更不是决定性的。」路老板给老婆面授机宜，不过他也只能提供一些思路，很难记得请这次坎城的什麽细节。

        况且早已时移世易。

        「LGBT现在是西方社会的政治正确不假，但欧洲总算没有北美这麽疯狂。」他顿了顿，「更何况，《寄生虫》就不政治正确吗？」

        「《阿黛尔》讲的是少数群体的爱与痛，这确实是「政治正确。但你要明白，在欧洲，尤其在知识分子扎堆的坎城，政治正确本身正在受到另一种审视，那就是对「过度政治正确可能导致艺术评判单一化的警惕和反弹。」

        路宽的声音平稳而清晰，带着一种抽丝剥茧的冷静。

        「《寄生虫》讨论的是什麽？是阶级，是固化，是穷人用尽一切聪明才智试图向上爬，却被更隐秘、更坚固的结构性壁垒撞得头破血流。这在金融危机余波未平、年轻人失业率高企、社会不满暗流涌动的欧洲，引发的共鸣和刺痛感，可能比一个特定群体的爱情故事更加普遍、更加锥心。它揭示的是一种沉默大多数的困境，一种系统性的、隐形的暴力。这难道不正确？不重要？」

        他看向妻子，目光锐利：「评审会上，如果有人认为《阿黛尔》必须赢，可以。因为这确实是一部佳作，或者说入围的20部都很优秀。」

        「但如果他说是因为它在为少数群体发声，所以应该拿到金棕榈。那你可以反问他：那麽，为全球绝大多数挣扎在生存与尊严线上的普通人发声，是否同样、甚至更加紧迫？电影的终极价值，是只反映特定人群的经验，还是应该有穿透表象、揭示更普遍人性与社会结构的力量？」

        「你要做的，不是否认《阿黛尔》的价值，而是把《寄生虫》的价值，提升到与之同等、甚至更高的维度进行讨论。从个人身份认同的困境，上升到全社会结构性的困境。」

        「从「我是谁、我爱谁的个体命题，拓展到「我们何以至此、出路何在的集体命题。这才是更宏大的政治正确，是关於公平、正义和人类普遍处境的终极关怀。」

        刘伊妃站在尼斯机场的出口，看着和自己吻别後离开的男子，蔚蓝海岸的微风拂面，却没能带走他分别前的这番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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