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回映 (1 / 7)
七月初的北京,蝉鸣从清晨就开始响。周明远在客厅里打开笔记本电脑时,窗外的梧桐树叶被晒得卷起了边,知了躲在树冠深处,一声接一声地嘶鸣。周雨在自己房间里做暑假作业,空调外机在隔墙嗡嗡地转。林晚晴去学校开期末总结会了,茶几上留了一杯凉茶,杯壁上凝着细密的水珠。
邮件是凌晨三点发来的。发件人:张薇。主题行只有一个词:“求助。”周明远端着凉茶坐下来,点开邮件。张薇的风格一如既往——没有寒暄,直接进入主题。
“周明远,我需要你的帮助。”
他往下读。邮件正文很长,分了好几个小节,每一节前面标着数字,像是她在实验室里写技术报告的习惯。第一节简要描述了她目前的研究方向——意识映射技术。不是将整个人上传到云端,而是将大脑中特定认知功能的结构化表征映射到机器架构上。她用的词很谨慎——“结构化表征”“映射”,不是“上传”,不是“复制”,不是“永生”。每个术语都像在实验室里反复校准后才落笔,生怕被误读。
“传统神经接口的本质是‘翻译’,在大脑和机器之间建立一个信号转换层。大脑产生神经信号,接口解码这些信号,再把它们编码为机器指令。这个过程有三个环节——解码、编码、传输——每一个环节都不可避免地引入延迟和误差。意识映射试图废除这个三段式架构。不是让机器理解大脑的信号,是让机器的计算网络直接模拟大脑的神经表征模式。具体地说:我们现在做的,是将记忆检索过程中的海马体-前额叶网络的时空放电模式,在一个人工神经网络中进行实时重构。这个重构不是对信号的翻译,而是对信号源的结构性模拟——让机器以大脑的方式‘记住’信息。”
周明远放下茶杯,重新读了这一段。他想起几年前在星核科技实验室里,张薇在白板上画的那两个圆圈——一个代表“意图”,一个代表“行动”,中间那道被擦掉的箭头。当时她问的是:如果你感觉不到意图和行动之间的间隙,那你自愿行动这件事还是自愿的吗?现在她问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机器的计算方式直接模拟了大脑的神经表征,那么记忆的归属权——那个“我记得”——还属于原来的人吗?
第二节描述了她目前取得的进展。原理验证已经完成——在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患者身上,他们成功地将患者受损的记忆检索功能映射到一个外部计算设备上,让患者通过这个设备重新访问了部分近期记忆。研究的短期应用是帮助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恢复基本的认知功能,这个方向已经通过了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医院的伦理审查,知情同意程序完整。
但第三节才是她真正想说的。
“你大概已经猜到了——同一条技术路径的另一个应用方向,是认知增强。不是帮助受损的大脑恢复功能,而是在健康的大脑中增强已有的认知能力。这个方向目前还在基础研究阶段,奥姆尼没有把它列为正式项目,但它确实存在。我现在是实验室神经可塑性与双向适应机制方向的负责人,在项目论证阶段有权提出反对意见和替代方案——我一直在反对仓促推进认知增强方向。但最近奥姆尼总部派了一个新的项目负责人过来,叫安德斯·林奎斯特,瑞典人,之前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做意识神经科学,论文引用率极高。他的技术判断几乎无可挑剔——但他在伦理上的立场比我预期的更激进。他认为如果意识映射可以帮助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恢复记忆,那么‘没有任何理由不把它用于增强健康人的认知能力’。上周他在内部论证会上说了一句话——‘伦理不应该成为技术进步的刹车,而应该是方向盘。’这句话听起来很合理,但如果你仔细想——方向盘只能决定往哪个方向开,不能决定要不要开。我需要数据。我需要一套完整的、活体的、走过从标准接口到极端参数再回调到基线的神经可塑性数据,用来论证意识映射在增强应用中可能面临的长期神经适应性风险。如果增强应用的映射算法在某个参数区间内触发了和你的NGI-7测试相似的自主感波动,我就能用你的数据来证明——意识映射的增强应用需要比现有方案更长的安全观察期。”
周明远靠在沙发背上。窗外知了叫得更响了,一阵一阵,像是有人在用极细的锤子反复敲一面金属锣。她需要他的数据——不是需要他再做一次被试,是需要他已经完成的那套数据。那套数据是用四轮回调换来的,每一轮都带着自主感下降的短暂失控,每一轮都留下了一条不会被任何算法抹去的痕迹。
邮件的最后一段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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