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裁决 (2 / 7)
他想起女儿上次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要去法院？”他说：“因为有些事情需要讲清楚。”女儿说：“那你讲清楚了吗？”他当时没有回答。今天他在旁听席上从头听到尾，律师讲了排异反应的持续性，讲了产品说明书上的承诺，讲了几份同样写着“亚临床排异”的报告。但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讲清楚了”。因为他最想让法院知道的那件事——女儿每天凌晨还是会醒一次，盯着天花板，然后继续睡；早上问她睡得好不好，她说挺好的；她的手指在早餐桌上还是会摩挲杯子边缘——这些东西，在庭审记录里都没有出现。不是被删了，是它们不在证据目录里。证据目录里只有医学诊断和产品说明书。没有凌晨。
走出法院大门，盛夏的阳光白得晃眼。他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身边放着装证据材料的旧帆布袋。然后他把那包纸巾从帆布袋里拿出来，放在妻子手里，站起来，把帆布袋挎在肩上，往公交站走去。
苏瑾没有立刻从旁听席站起来。她把笔记本合上，等法庭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才起身。笔记本上只有一行字——“被告：‘极少数’。”
走出法院，她在门口的台阶上接到了律师的电话。律师的声音很平静：“庭审过程和预期差不多。核心争议还是那三条——产品标准、风险提示、政策执行。但有一个新情况——被告当庭强调原告已通过赋分制登记，不存在教育机会丧失。这个事实对原告方主张的‘损害后果’构成直接削弱。在这个先例下，第二个诉讼的边际收益不高。建议先观望，等法院对证据披露争议的裁定出来再评估下一步。如果商业秘密壁垒被突破，后续诉讼的证据基础会完全不同。”
苏瑾挂了电话，站在法院门口的花坛旁边。她看着何春生坐在台阶上的背影——他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把帆布袋挎在肩上，往公交站走去。她没有叫住他。她在花坛边站了很久，然后拿出手机，给律师发了一条很短的回复：“不加入诉讼。继续帮何春生整理证据。”
发送完成。她把手机放回口袋，骑上电动车。头盔的绑带在下午的空气里被晒得发烫。她骑到小区门口的水果摊，挑了几个梨。摊主称重的时候说今年梨价又涨了，因为冷链运费又涨了，因为AI调度系统把非优先线路的运力又砍了一部分。苏瑾付了钱，把梨放进车筐。回到家，洗了手开始削梨。刀刃在果肉和手指之间稳稳地推进，削完的梨搁在盘子里，切口慢慢氧化变色。客厅里刘铮在给女儿讲某道数学题的解法，语调和他多年前在书房里给女儿念睡前故事时一模一样。她看着盘子里正在变黄的梨，忽然觉得这几个月来第一次真正感到疲惫——不是身体上的那种，是那种当你决定停下来、不再往前冲时，所有之前被意志压住的累一起漫上来的感觉。
次日上午，部际协调会在一间中等规格的会议室里召开。长桌两侧坐满了来自教部、工信部、科技部、卫健委和法工委的代表。韩世清坐在长桌左侧第三个位置，面前摊着秦铭最新版的《青少年神经数据保护条例》草案和那份关于非侵入式设备的补充附件。他本不打算在今天的会上主动发言——条例草案已进入部际协调阶段，赋分制季度评估已提交中枢待审，他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旁听各方意见。
但工信部部长孟正则显然不是来旁听的。他六十出头，头发灰白，说话中气十足，语速比在座所有人都快。他曾经是工程院院士，年轻时参与过核潜艇反应堆系统的研发与先进化，后来转到工信系统，做过两任副部长，去年刚升任部长。他在会上的开场白没有客套，直接翻开面前那份条例草案，用指关节在封面上敲了两下。
“这个条例的立法初衷，我完全理解。保护青少年神经数据安全，防止技术滥用，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我想提醒在座各位一件事——我们在讨论保护的同时，其他国家在做什么。”他翻开一份简报，“米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认知增强’项目已经在多个军事基地进入实战测试阶段。日、韩、新坡都在加速推进神经技术的产业化，审批程序已经简化到我们不敢想的程度。冰岛在搞神经物联网基建，以列用登记兜底来为促进开路，连乌兰都在用神经技术做战后伤兵康复的实地评估。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跑——更快、更强、更高效。而我们呢？我们在这个方向上的每一次加速，都有一只手在拉手刹。”
他合上简报，换了一份文件。“我接下来要读一段话，在座各位应该都听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梁启超在光绪年间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中国的少年正在被八股文和科举制度困在纸墨里。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终于从技术上有了突破——神经接口可以让一个少年的记忆力提升数成，推理速度提升数成，学习效率提升数成。而现在我们在讨论的是：要不要用政策给这份‘强’加一道门槛。赋分制在高考上画了一条线，我理解教育公平的必要性。但少年班是选拔特殊人才的精英通道，它的初衷就是为国家培养最顶尖的科技后备力量。那些考进少年班的孩子，他们将来要面对的不是国内高考，是全球科技竞争。他们需要的是更快、更强的认知能力，而不是被政策保护在一个相对公平的温室里。”
他把文件放下，声音放缓。“我知道在座很多人担心技术带来不公。但我要问一句——少年班的选拔，考的是学生的真实能力，还是芯片的能力？如果是前者，那植入和非植入本身就只是工具层面的差异，就像有人用计算器有人用算盘，最终看的是结果。如果是后者——那问题不是出在技术上，是出在选拔标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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