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纸条上的地址 (4 / 5)

        “一般。”

        他”嗯”了一声，没再追问。过了半晌，他把烟头摁灭在砖头上：“吃饭。”

        饭桌上摆着搪瓷碗，碗沿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的红字，掉了些漆。铝锅里的排骨炖得酥烂，母亲给每人盛了两块，汤里漂着萝卜片。筷子筒是竹编的，插在桌上的搪瓷缸里。屋角的十四寸黑白电视开着，新闻联播正在播国外局势。

        “我年轻那会儿，街道工厂刚开，我去糊纸盒。”母亲突然开口，筷子顿了顿，“一开始一天糊不了一百个，手指头都磨破了。后来熟练了，一天能糊五百个。什么事都是开头难。”

        我扒了一口饭，没接话。

        父亲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母亲，低头啃骨头。屋里只剩下电视里的播音声和嚼萝卜的脆响。

        回到住处，我把纸箱卸下来，点清剩下的货。发卡还剩四十三只，头绳十七根，木梳九把，小镜子六副。收入三块二，加上之前的余钱，兜里一共还有六百多。

        把价格牌翻过来，看着上面涂改的数字。“1毛8”，铅笔字歪歪扭扭，像个补丁。

        明天不能去红旗了。那个妇女明显是针对我来的，价格咬得死，我耗不过。得换个地方——河西的青山镇，或者南边的河口乡，那边没熟面孔，竞争也小。

        但换地方只是治标不治本。问题是进货渠道。市区那个批发市场专宰生人，同样的发卡，老客拿价一毛三，生面孔去就是一毛四。得绕过这层，直接从厂家或者温州客商手里拿货。

        温州人。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九零年前后，温州商贩像候鸟一样全国各地飞，背着样品和报价单，住最便宜的小旅馆，把纽扣、拉链、发卡、小镜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个乡镇。他们手里有底价，但得先找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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